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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油画《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
更新时间:2014-9-16 15:21:29 点击次数:1591次

袁成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开国大典。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自那以后,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屡见不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了。那么,这幅被毛泽东誉为有着“独特的民族形式”和“大国风范”的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它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命运呢?

最合适的人选。

1951年初,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中宣部、文化部决定举办一次大型的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具体组织落实工作则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负责。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谋划,同年7月,建党30周年绘画展如期举行,这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涌现出一批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泸定桥》等深受人民喜爱的好作品。但令组织者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此次画展尽管好作品不少,但作为庆祝建党30周年的画展,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令人满意地体现出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件。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术学院领命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当时只有37岁的中央美院教授、青年画家董希文。
中央美院把这个任务交给董希文并非偶然。
董希文1914年6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三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尤其擅长革命题材及人物画的创作。在此之前,他曾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画过像,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泽东油画像便出自他及其学生之手。
1949年,他还受命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的英雄代表画像,他创作的《北平入城式》等作品也受到了好评。
而且,当年董希文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也一直想创作一幅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大型油画作品,并为此画了许多天安门欢庆场面的草图。所以,由他来创作这幅作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大胆的构思。

董希文领命后,立即投入了《开国大典》的创作准备工作。中央美院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也为他提供了开国大典的电影资料片和一些摄影图片资料。可是,董希文看了这些资料后,感到没有一张图片可用来做创作底稿。
因为在这些资料里,中央领导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足够的图景之中。在董希文看来,要反映开国大典这一重大事件必须要有一个共和国开国领导群体与广场群众囊括在同一画面中的“大团圆”构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开国大典所具有的“人民胜利”的伟大意义。
在此情形下,董希文决定在创作中打破写实的限制,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而在这些电影和照片资料中只取领导人的肖像和神态特征。他先是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硬纸上画了一张草图。
草图上,毛泽东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并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画面,右面则是广场上的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但它却因此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更好地突出了节日气氛。
此外,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但董希文在草图中却将这根柱子“抽掉”了,这一大胆突破使广场顿显阔大,为整个画面增添了不小的气势。
建筑大师梁思成看后,称赞说:“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草图画好后,为慎重起见,董希文又请来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名家为草图把脉。大家对这幅作品的构图很是赞赏,这使董希文对创作好《开国大典》充满了信心。

 一气呵成的画作。

《开国大典》草图完稿后,董希开始了紧张的创作。
董希文是一位传统艺术功底深厚、但又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在《开国大典》的创作中,为了适应作品特定的历史内容,董希文将西洋绘画的各种表现技法和民族绘画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使蓝天与红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形成强烈对比,增加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而在写实描绘中,董希文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在透视和光影的处理上,他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去处理,而是根据画面主题和总体需要以及民族审美情趣进行创作。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他还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其大胆创新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画稿中如何表现毛泽东的身高问题,画家艾中信建议说:“里面的毛泽东再高大一些更好。”董希文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将毛主席的“个头”加高了一寸,效果果然不错。
董希文作画有个习惯,喜欢一气呵成,《开国大典》也是如此。不出两个月,一幅高233厘米、长400厘米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便从他手中诞生了。
画面上,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采奕奕,气度不凡。整幅作品构思宏伟,气派非凡,喜庆热烈,具有“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的艺术境界,完美地表现了中国新生的辉煌气势。
画家艾中信对此评价道:“这幅作品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穗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之后,也兴奋地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
为了展示新中国建设成就,1953年,中央决定在印度举办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自审阅参展的美术作品。作为这一活动的重头戏,《开国大典》自然也在被审之中。
当毛泽东看到这幅作品时,不禁眼前一亮,连连点头称赞道:“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1953年9月27日,油画《开国大典》在《人民日报》刊登,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开国大典》的图片,发行量数以百万计,成为现代美术史上一幅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品。

几经改动的坎坷命运。
  
作为新中国油画史上的一幅鸿篇巨制,油画《开国大典》的影响在美术史上和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这幅作品在新中国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也经历了数次改动。
《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定性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
《开国大典》原作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事实上,这次改动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害。
《开国大典》第二次改动是在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风头浪尖的1972年。由于刘少奇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叛徒、工贼、反革命”,这次改动就是要在开国大典中去掉刘少奇的形象,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
董希文虽然是搞美术的,但他却深信刘少奇是清白的。当“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他去改《开国大典》时,当时已身患癌症的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他的女儿董一沙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当时父亲病痛难捱,但他心灵的痛楚则更为剧烈。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要替他去改,他坚决不同意……”
《开国大典》上没有了刘少奇,董希文心中也从此对这幅作品多了一层牵挂。他说:“一个搞艺术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要负责,要负责一千年……”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亲手将刘少奇的形象恢复在《开国大典》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时,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为能挨到这一天,他亲手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印章,以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董希文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973年1月8日,董希文不幸逝世。临终前,他还对没能亲手恢复刘少奇在《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而感到抱憾不已……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开国大典》复原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恢复油画《开国大典》的原貌。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博物馆经征求家属同意后,委托靳尚谊在《开国大典》复制品上进行修改(该复制品系靳尚谊与赵域在董希文指导下于1972年复制)。但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来做这项工作。
经过第三次修改的《开国大典》,按原样重新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形象。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而原作则保存在博物馆画库。《开国大典》的几经修改也是我们整个民族曲折经历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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